一、拍“四渡赤水”这个题材的难与易
刚看过电影《四渡》，这部电影总体上来说值得一看，也有很大亮点，并且看过后受启发解开了不少重大的历史迷案。例如：
与四渡赤水相关的三位战神与“毛泽东式神仙作战模板”：毛泽东、粟裕（网友先别急，我知道他当时不在中央红军）、郭勋祺（又一个令人诧异的发现）。只有通过后两位战神，才能真正全面理解作为战神的毛泽东。
本文会对战神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严格定义，并阐明他们三人为什么是战神。
更进一步，还有一个困扰了我很多年的历史谜团将被解开：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为什么他南下的战略是错误的？以往对此的解释都很难说服人，要么是低到以私心为出发点的政治斗争说，要么是高到路线、主义、格局等“只能说绝对正确，却又完全是云里雾里”的解释。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张国焘认知与沟通能力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今天相当多的人、尤其是众多创业者们依然还在犯的特别让人遗憾的错误。
这部电影也有令人非常遗憾的重大缺憾，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充分且正确地表现人民性，本文将会补齐这个缺憾。建议观众在看这部电影前，同时看一下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以及其他相关军史的专业资料。本文虽长，但特别值得反复看几遍，无论军事史学界，军事爱好者，特别是想创业的人，需要深入从中体会人类最成功的这个创业团队的关键成长史。
现在拍这个题材的电影既非常困难，又可以说很容易。
困难之处在于，对比于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片中当年国共双方的核心人物基本都是专业的特型演员出演，达到空前甚至可能绝后的巅峰状态，后来的演员要超过他们当然就难如登天。当年对很多特型演员是有要求的，除了专一的角色外不能再接其他角色。最经典的有：
毛泽东——古月
周恩来——苏林
朱德——刘怀正
刘伯承——傅学诚
蒋介石——赵恒多
以上演员都是长期在多部作品中扮演对应的特型角色，他们从外在形象、形体动作、语音腔调等所有形象上，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不断深入研究他们所扮演的历史人物。当年古月与特别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在一起时，这些领导人居然都瞬间进入到曾经与毛主席在一起时的精神状态，情不自禁地真把他当成毛泽东了。能够将人物演到这种程度，当然是现在的电影《四渡》中基本都是非专职特型演员出演难以相比的了。主角刘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在《建国大业》与《建党大业》中出演过青年时期毛泽东，多少算有一点基础。但与《四渡赤水》相比，显然在这一点上就差太远了。
说很容易则是因为，历史上的四渡赤水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只要基本尊重历史事实，这天然地就是一个不断翻转曲折、引人入胜、历久弥新、百看不厌的故事。
两部电影显著的区别是：《四渡赤水》节奏相对比较平缓，并没有去太多展示战斗的激烈和残酷，反而把大量镜头用来展现战斗的间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军委领导人是如何苦思冥想地判断下一步对手的行动，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在《四渡赤水》之中，充分体现了有大量的决策思路是有其他中央军委成员甚至中下层指挥员，当地的老百姓参与，是集结了军队和人民智慧的过程。这个真实还原了作为战神的毛泽东是如何能够做到成为神的科学原因。
而《四渡》则节奏非常紧凑、紧张刺激，让人感觉电影中展现的历史过程本来是打了三个月的仗，却在三个小时之内就打完了。因为四渡赤水的过程太过复杂曲折，普通人一点一点看可能很快就看晕了。可以算作《四渡》的一个亮点是接近尾声时，用特定艺术手法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拉到同一个棋盘也是沙盘上直接对弈，将前后下棋的关键过程高度浓缩成总长仅以分钟计算的简介，这样将整个前后逻辑集中地、清晰地展现出来。
《四渡》的创作人员嘴上说是不要神化任何人，但事实上的效果却是在电影中简单地把毛泽东神化了，把他描述成了仅凭其一己之力就让一切尽在掌握，完全掌控蒋介石的神。问题只是这种神化的方式却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神的真实科学原因。
二、以四渡赤水为代表的毛泽东式神仙作战模板
1.作为战神的毛泽东与粟裕
第一位战神毛泽东，这个基本不会有太大争议。只是《四渡》这部电影的创作人员曾表示过希望不要神化任何人，也不要丑化任何人，过去很多年也时常有人大谈所谓“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实际效果却是有利于重新理解作为战神的毛泽东。本文要用科学的方法，清晰地证明毛泽东何以成为战神。或者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就是要把毛泽东用完全科学的方法，重新树立到他应有的“神”的位置上。
第二位战神是粟裕。这么一说肯定很多网友忍不住会讲：汪老师你是不是搞错了，粟裕没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啊，他当时是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到达红十方面军方志敏那里了，怎么会与四渡赤水扯上关系呢？原因在于：虽然红军中非常杰出的将领数以百计、千计，但唯一能重新将毛泽东以四渡赤水以及前三次反围剿为代表的、我们可称之为“毛泽东式神仙作战模板”演绎了一遍又一遍，不断创造出逆天战绩，甚至把这个作业抄得可以说超过了毛泽东的唯一战神。七战七捷、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全都是四渡赤水那样的毛泽东式神仙作战模板的一再复刻。
当年毛泽东一看到七战七捷战果时，可以说是能用“心花怒放、爱不释手”来形容——这作业交得实在是太漂亮了。毛泽东当时也是一眼就看明白了七战七捷战法的人。当时不仅很多我军杰出的将帅看不明白，甚至也有很多人不完全认可这场战役的。原因是不管怎样，七战七捷后不久整个苏中解放区包括苏中解放区的首府海安全丢了。地盘全都打没了，你还说你都打赢了？但毛泽东肯定完全不会在意这些的。四渡赤水前本来也是曾经有想法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的，也占了遵义，但四渡赤水后当时占的地盘也全丢了。他早就明确说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四渡赤水战役过程地图
毛泽东指挥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地图
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地图
毛泽东指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地图
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豫东战役、淮海战役过程不能说与四渡赤水完全一样，只能说是一个模子复刻出来的。淮海战役全过程太过复杂，都很难在一张图中完整展示出来。网友可以自行下载三阶段地图参考。
这里我们也顺带更深入解释清楚一个很容易弄混的问题，无论学术界、官方还是网上都曾讨论过：淮海战役的指挥者到底是谁？是邓小平还是粟裕。从正式职务的任命上来说，邓小平是这个战役的最高指挥。不过，这里我们只要明白董事长、总经理、总设计师的区别是什么，就会很清楚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淮海战役事关太过重大，作为“董事长”的毛泽东甚至整个“董事会”是大量亲自参与项目运作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说“真正的指挥者事实上是毛泽东”的观点也有一定合理性的原因所在。这个项目正式任命的“总经理”是邓小平，“副总经理”是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他们一起组成总前委。那为什么在人们心中粟裕与淮海战役的关系又如此特别呢？因为他除了是“副总经理”外，还是淮海战役的“总设计师”。淮海战役的完整战役计划肯定有很多人的参与。但客观地说，主要的战役构想、尤其最初从小淮海变成大淮海的决定性战役构想，主要是出自粟裕之手。这就是济南战役进行到第8天，也就是1948年9月24日的傍晚，粟裕发给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小淮海”构想，以及11月8日粟裕、张震联名发的战史上著名的《齐辰电》提出的“大淮海”构想，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粟裕也是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对很多重要转折做出非常及时和精准预判的人。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只有明白了以上这些关系，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
毛泽东最著名的军事著作之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页码1193—1198 页），这是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党内指示，该文的基本军事思想其实就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以及四渡赤水的核心军事思想。但他写这个文章时完全没有引用四渡赤水等自己亲自指挥过的战役作为案例，而引用的第一个战例就是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就是普遍所称的“七战七捷”，此战役1946年8月27日结束，半个月后毛泽东就写下了这篇杰出的作品）。因为如果毛泽东用自己亲自指挥的战役作案例的话，很可能军中相当多的人心底里会认为：毛主席，你是神，我们是人，这种战法我们学不会啊。但用粟裕的实战案例，就可以很好地让大家来学习：你看，粟裕都能这么打，其他人当然也都可以学会啊。当然，为了不让大家觉得太偏心，文中也引用了当时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等战例让大家学习参考。但在这些战例中，客观地说七战七捷实在是太像四渡赤水了。
2.毛泽东式神仙作战模板
尽管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普遍性的军事理论价值，但因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针对性，还是形成了以四渡赤水为代表的“毛泽东式神仙作战模板”，这种特定战法模式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
战前在战略上是敌强我弱的态势，甚至我军在敌军大兵重重围困之中。
我军以随机游走的方式让敌军基本失去有效作战方向。所以，事后看整个作战过程的地图，往往都是像各种麻花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实现以上状态同时也给我军带来一个很大困难，就是要靠双腿持续地一路狂奔，远超出敌方意料之外地随机出现在战场任何关键的位置。
正因为如此，加上战役中的所有我军战略意图需要极端保密，不仅不能让敌方知道，甚至我军参战的大量高级指挥人员一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一路狂奔，有时刚跑到一个地方，马上又说掉头往回跑。这往往引起内部指挥人员的不理解甚至不满。当年参战的林彪的一军团是在四渡赤水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但就是身在其中立下大功的他，也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长期处于一路狂奔的状态。打完四渡赤水后林彪甚至提出要彭德怀换掉毛泽东，认为干革命不是搞体育比赛。粟裕时常也面临同样的麻烦。作为我军杰出将领的林彪不仅看不懂他亲自参与的四渡赤水战役，他也看不懂粟裕的打法。他在看过粟裕的战果资料后，直陈“粟裕尽打神仙仗”。刘伯承元帅是直接有大量与粟裕协同作战经历的，他也不完全看得明白粟裕是怎么打的，看过相关资料后直接坦陈：“这仗只有粟裕能打，我是不敢打的”。
在出敌意料的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出一个战果，然后又迅速地随机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就这样连续地形成足够小的战争维，将战略上的敌多我少、敌强我弱，转换为特定战争维里的我之绝对多数、敌之绝对少数，我之绝对优势、敌之绝对劣势。通过形成一系列这样的战争维，将一个总体上敌强我弱的战役，分解为一系列战争维中我强敌弱的子战役。通过一系列子战役的胜利，集合成最后战略上的重大胜利。当作战能力上不能形成零伤亡作战的绝对武器优势的话，必须以这种战争维分解来形成局部的优劣势转换。绝对的以少胜多和以弱胜强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此之大的战役往往却不是按最初设计的作战计划进行，而是在作战过程中会临时改变，甚至是根据最新战场形势一再改变作战计划。这往往是大项目运作的大忌，搞不好就会弄得一片混乱。这就需要效率极高的调度和执行能力。这样一来，别说是对手搞不清我方要怎么打，甚至连自己的高级将领往往都搞不清下一步要怎么打了。所以，这个作战模板的操作难度的确非常高。
如果说上面两位大家都比较好接受的话，本文要谈的第三位战神可能大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这就是郭勋祺。
三、郭勋祺——被历史埋没的战神
1.郭勋祺赢的可不止7位元帅
其实，在军事史学界有很多人都知道，人们常把郭勋祺称为“土城战神”。很多人说这场战役足够郭勋祺吹一辈子牛皮的，人们这么讲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带着调侃、轻松、诙谐的情绪来说的。言下之意：郭勋祺你小子就是运气太好，当年红军实力太弱，再加上情报失误，让你占了天大的便宜，碰巧赢了一场可以把牛皮吹破天的胜仗。他以一个旅长的身份指挥两个旅（6个团），居然赢了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总司令亲自指挥的三个军团，其中有后来的7位元帅，6位大将，298位开国将军，如果算上所有将军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居然是528位参与的战役。最后逼得朱德总司令都拿着枪亲自冲上前线，陈赓大将带着可以说是作为保卫中央警卫部队的干部团压上去，勉强与郭勋祺打了个平手。
我们将用全面系统的史料，以及完全科学的军事理论证明，郭勋祺能赢这场仗真的不是运气好，绝对不是偶然的，他真的就是一位超级战神。他前后击败的我军元帅可不是7位，而是9位，大将不是6位，而是8位。当然，如果要最硬核准确地说，真正直接与郭勋祺对战过的大将其实是3位：陈赓、许光达、王树声。其他大将当时虽然战役时在红军所属部队，但未到前线，或未直接参与和郭勋祺的部队对战。不过，他们毕竟也还是属于当时的参战者。
真正需要让人特别关注和深思的是：郭勋祺可不只是在土城战役中战胜过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此战事实上迫使中央红军放弃了最初北上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意图。
在2年前的1933年5月襄阳南障马良坪合围战中击败过贺龙元帅、许光达大将（当时是红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团长）指挥的红三军（原红二方面军），当时直接与郭勋祺部对战的许光达二十二团差一点全军覆没 —— 此战事实上最后迫使红三军长征。
不到一年后的1935年11月，在天芦名雅邛战役的核心决战百丈关战役中，击败了由朱德、徐向前元帅、王树声大将指挥的南下红四方面军，导致其遭遇惨败，红四方面军十天内伤亡2万多人 —— 此战事实上迫使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南下的战略意图。
因为土城战役是毛泽东重回红军指挥中枢后打的第一仗，战略意义至关重大。遭受挫折后周恩来为避免毛泽东自信心受影响，极力把失败的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说是他负责的情报失误。这也使得后来的军事史学家全都直接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个说法。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战争维概念来进行最精确计算的话，即使按情报失误后的青杠坡战争维中的兵力对比来看，红军还是占据数量上相当大的优势，最初设定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一部的战略设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红军从4:1绝对优势下降到2:1的相对优势，对郭勋祺部的预计从原来4个团的5000至6000变成6个团1.1-1.2万。红军数量优势确实不再绝对了，但毕竟还是兵力数量优势啊！并且，红军是先占了土城，以逸待劳，郭勋祺部是远道而来仓促应战的。在这种情况下，郭勋祺部居然差点打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所在的中央军委指挥部！
此战双方伤亡是差不多的，都是3千多人，交换比在1:1。如果双方兵力差不多，打成这种结果可以理解。但一定要清楚郭勋祺部在土城战役的特定战争维里，是以弱胜强、以劳攻逸获得的这个战果。
清楚了以上这些战史，是否就会开始有些恐惧感，对郭勋祺也有了完全不同看法了？
《四渡》这部电影中对此有一定侧面的反映：毛泽东在土城战役后与周恩来、朱德交谈中，一度有些对自己指挥能力自信心动摇了。朱德与周恩来都极力劝说毛泽东不应当这么想。
2. 对日作战百战百胜
郭勋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也多次以弱势兵力屡建奇功。郭勋祺在带兵出川的抗日前线2年间连续立下赫赫战功，在武器绝对优势的日军面前也几乎是未尝一个败绩。我遍查各个信息渠道，除了最后在襄樊战役中，康泽完全不听他的建议最终被俘以外，他征战一生交战无数，还真没发现有其他任何一场真正的败绩。在当时国共双方的将领中，能有如此逆天军事才华的人还能找出几个？现在说他是战神证据难道还不够充分吗？
淞沪会战失败后，中国军队30万人向西溃退，日军第6师团沿太湖西岸包抄，意图切断国军退路。郭勋祺率144师急行军抢占长兴夹浦、金村一线，孤军死守三昼夜。最终以弱势兵力、伤亡千人，郭勋祺自己亲上前线、左腿被机枪击穿受重伤的代价，硬是挡住了日军谷寿夫的第6主力师团先头部队的进攻。战斗中郭勋祺是依托山地诱敌机械化部队进入炮兵伏击区（又是我军最擅长的打法），击毁多辆日军坦克、战车，击毙日军300余人；日军骑兵、步兵多轮冲锋全被击退。此战成功掩护了30万兵败处于崩溃边缘、很可能被日本合围全军覆没的中国军队安全撤离。郭勋祺战后受到嘉奖，晋升为第50军军长。
1938年，郭勋祺在皖南抗日前线。引自《红岩春秋》2025年第7期
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奉命主动出击安徽芜湖，猛攻日军116师团外围阵地，有效牵制了芜湖日军主力，使其无法增援台儿庄战场。
1938年5月馒头山江防大捷，攻占长江咽喉馒头山高地（又是抢占制高点），构筑江岸炮兵阵地。后持续轰击长江日军运输船队，累计击沉、击伤日军舰船70余艘，切断日军长江补给航运，极大削弱江南日军后勤能力。
1938年7月收复前江口、煤炭山反击战胜利。1938年全年，以一个军兵力镇守数百里江防，多次粉碎日军渡江、向西渗透企图；在繁昌、南陵一线长期拉锯，形成稳固第三战区西部屏障。
这样一位国民党军中战神级的人物存在，为什么在过去默默无闻，远远不如杜聿明、白崇禧、王耀武、黄百韬、邱清泉、张灵甫、胡链、孙立人、薛岳等人知名呢？这才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地方。如果说战力值可以计算的话，后面这些国民党杰出将领的武力值加起来可能都不如郭勋祺，只有粟裕可与之相提并论。
对于国民党为什么会丢掉统治地位最后败退到台湾，有太多人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讨论和总结。但如果纯粹从军事人才方面来说的话，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真正能与毛泽东、粟裕这样的战神级人物有一战之力，唯一可以摆得上台面的只有郭勋祺。或者说，唯一能在军事上真正有可能击败共产党军队的，只有郭勋祺。但这位战神不仅蒋介石完全理解不了，而且被他轻易地埋没了。
唯一没有与他交过手的元帅陈毅，却与他在抗日战争中联过手，多次给新四军提供过军火、药品。郭勋祺早年就同情共产党，并且救过陈毅和刘伯承的命。他在与陈毅联手抗日的过程中已经完全认同了共产党，甚至提出要向陈毅投诚。只是当时国共正处于合作时期，这么做可能会影响大局、当时的新四军最高领导人项英也不同意，因此只能暂时作罢。
3. 被蒋介石埋没
郭勋祺为什么能成为战神，蒋介石是看不懂的，但他与陈毅过从甚密，蒋却是一眼就看在心里。1939年1月因战功突出升任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0军军长。只是他一直没有出现在各个知名战役的主战场，大多是在打侧翼。但年底蒋介石却以“袒护新四军、作战不力”为由，剥夺其军权，调陆军大学特五班学习，自此离开前线作战部队。在国家急于用人之际，如此超级战神却再未独立领兵对日作战，这真是中华民族天大的遗憾。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实在没人可用了，蒋又要郭勋祺出山，却又不让他真正有实际的指挥权力。1947年蒋介石强令启用郭勋祺，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司令为康泽，驻防襄阳、樊城，扼守汉水中游。郭勋祺本不愿赴任，但迫于军令只能就职。襄樊战役中，郭勋祺多次提出合理布防方案，康泽猜忌其“通共”，拒不采纳。如果完全交郭勋祺来指挥第十五绥靖区，襄樊战役的最后结果真不一定是什么样。
蒋介石老是这样，对人才是用、又不用；想让杰出的将领去指挥，又找一个听话的外行作正职压住其一头，或者凡事又指挥其听命蒋自己的微操。中国古代是能干者为主帅，然后派一个听话的做监军。蒋介石则是“让监军作主帅，能干者作副手，然后听命于他的微操”。淮海战役时让刘峙作主帅，杜聿明作副手也是这种典型的安排。这是不是很多创业者和企业的模式？恨不能是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大项目经理、生产厂长全都集于自己一身。
毛泽东、粟裕、林彪等在关键时刻也有越级指挥的微操，但在根本上他们是让各级能干的将领充分发挥作用。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关键性的差距之一。
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等令王近山率中原野战军一部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攻克襄阳、樊城，郭勋祺与康泽一同被俘。
这真的是有点宿命的感觉。郭勋祺是在襄阳的马良坪合围战中首开击败红军记录，最后却又是在襄阳被解放军俘虏，最终结束了他一生传奇的军事生涯。顺便说一下，我老家就是襄阳的，所以我对郭勋祺感到特别亲切。我在上中学时就经常听到当年襄樊战役的事情，当时就有人不断提到康泽有一个很厉害的副手，康泽却不听他的。只是当时我连郭勋祺的名字都没记住，因为类似情况在国民党军中也并不鲜见，所以过去一直对郭勋祺没有特别看待。当年红军遭遇的多个与郭勋祺有关的战役都知道，只是原来都是从红军一侧来讨论的，郭勋祺也不是最高指挥者，所以也没关注到他们居然都与郭勋祺有联系。只是在这次看《四渡》之后要写文章查资料时，才突然发现居然有这么多改变我军重大战略方向的关键性战役都与郭勋祺有关，惊讶得我可以说是目瞪口呆。—— 原来如此。
4. 为新中国立下大功
但凡在战场上被俘虏的国军高级将领，一般都会领到“功德林学院入学通知书”。但郭勋祺是极少数的例外，并且是真正凭他自己本事的例外。在他被俘后，邓小平和陈毅马上就去接见了他。郭勋祺当时就对陈毅提到，他老早就向陈毅正式提出过要向新四军投诚，是新四军不接，这真的不能怨他啊。
所以同他一起被俘的康泽很快接到“入学通知书”，而郭勋祺却马上主动请缨回四川策反川军。中间还遇到一个插曲，郭勋祺获准离河南返川，途经汉口被白崇禧部下扣押，押往南京软禁医院；1949 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释放政治犯，郭勋祺才得以在除夕脱身返回成都。他回去后秘密联络川西地下党，9月正式会见川西地下党负责人胡春圃、易野源，全盘接受策反任务，利用数十年川军人脉奔走劝说各路国军将领，可以说是成效斐然。
组建武装维持地方、策动大批部队起义。
自设川西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任总司令，收拢地方自卫力量，保护成都城市设施、工厂、百姓，防止溃兵劫掠。
劝降第16兵团董宋珩、曾建元，90军副军长陈华等将领。
成功促成第十八兵团李振部5个师在成都起义（12月26日签订和平协定）。
登门游说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三大川军巨头，推动三人彭县起义。
成都解放前夕成立临时警备司令部，收缴溃散国军武器物资，全部移交解放军军管会，完整保全成都城，避免战火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长期分管四川地方的交通、水利，对四川地方建设做出巨大贡献。1959年12月28日，郭勋祺于成都病逝，终年64岁，一代战神以这样神奇的方式落幕。
问题就在于：他晚年成我们自己人了，即使郭勋祺本人显然也不愿让人提起他早年居然曾让三个红军主力吃过大亏，尤其是让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9位元帅、8位大将，500多开国将军参战的红军都吃过亏的历史。这要提多了不成罪过了吗？
所以，一代战神就这样被历史遗忘了。但我们今天的后人需要尊重历史，并且从中吸取更多的教益。
四、对“什么是战神”的科学定义
如果我们只是按上面这么说，很可能会有人提出不同的质疑，原因在于对“什么是战神”需要有准确清晰的科学定义，否则就没有统一理解的前提。
对于战神，有如下的关键特点：
1.对战场情况及走势的精准判断力
这是首要的且最重要的特点。有一个俗语叫“上帝视角”，就是指能洞察一切，以及一切的未来走势。在下棋的时候，如果对手能完全预判你的所有预判，你的一切谋略在对手眼里就全是明棋，那这个棋就没法下了。
为什么郭勋祺能打赢土城战役？我军从井冈山时期逐步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始，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最擅长的战术素养是什么？—— 抢占有利地形以及抢占制高点，这已经成为我军刻进肌肉记忆的本能。如果你春游时去爬山试试，即使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徒手爬到山顶也会累得气喘吁吁。如果有对手抢先在山头设下阵地，从上往下打枪，你要从山下拿着枪往上攻，这难易差异有多大可想而知。
假设红蓝双方在平原上条件完全一样时击毁效率都是10%，红方抢先占了山头建好阻击阵地，蓝方是从山下往上攻。红方的击毁效率可能就加强成20%，而蓝方降为5%了。这就是抢占制高点的重大意义所在。
土城战役前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在土城设下埋伏，计划集中全军力量，争取全歼川军前来围堵的郭勋祺部。这是非常典型的毛泽东式战法，计划本身是绝对没错的。如果郭勋祺按战前的设想，也是国民党军包括后来的美军一再重演的，走山沟正常道路前来，红军在两侧山上设下伏击阵地，即使情报有误，战役结果可能依然会是最初设想的全歼或至少重创郭勋祺部，只是损失的确可能更大一些。
但是，郭勋祺几乎是预判了我军所有的预判，他居然是提前抢占了本来是我军预设想占领的两侧制高点，这就迫使红军本来设想的是从两侧山头往下打、不得不变成从山下往山顶上攻了。这其实就是郭勋祺以弱胜强获得土城战役胜利的关键原因所在。
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郭勋祺同样是近乎于准确预判了王近山所有的预判，幸运的是康泽一句也没听他的。
粟裕在大量战役中之所以能一再重现“毛泽东式神仙作战模版”，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总是能对战场形势，敌方的预判做出精准的预判。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很多战役一旦判断失误有可能面临的就是全军覆灭的结果。最能体现粟裕战场极致判断能力的是淮海战役后期，中央给他的绝密情报是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会从东南方向突围撤退。粟裕非常清楚：这个情报来源是绝对可靠的。实际情况是这个作战计划是郭汝瑰负责制定、刘斐审批、蒋介石下令后由速记员沈安娜记录、由国民党最机要的9位通信人员发报传达。除了最后9位通信人员里有2位不是地下党外，其他全是我地下党。这样的情报怎么可能有错？虽然粟裕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却知道中央有极为可靠的绝密情况来源。但粟裕接到这个绝对可靠的情报后思来想去无法说服自己，最后坚定地倾向于判断杜聿明还是会从西南而不是东南方向撤退。事实证明了他判断的精准性。
我在南邮上大学时毕业设计的课题是：强噪声干扰背景下的信号检测。能在正常情况下做出正确判断是一种能力，但能在强噪声干扰背景下依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神了。
四渡赤水中最能反映毛泽东极致预判能力的，是他坚决阻止林彪与聂荣臻提出的攻打王家烈建议。3月10 日凌晨1时，林彪、聂荣臻二人联名向中革军委前敌司令部发出万急电报，建议全军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守此地的王家烈黔军部队。这个建议得到了除毛泽东之外所有人的赞同，并且已经做出了11日发起总攻的决定。因为王家烈此前已经反复遭受红军严重打击，战斗力和士气非常低落。不仅容易打，而且很关键的是打鼓新场全城囤积大量军民补给。对物资奇缺的红军来说，这简直就是已经送到嘴里的肥肉。林彪、聂荣臻电报中，明确将 “物资充裕，可补给全军” 作为三大作战理由之一。但只有毛泽东看出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极力阻止这个计划。事实证明他的预判完全正确。
为什么战神能够做出精准的预判，因为一般人只是从事物的表面直接信息线性的看问题。但是战争，其实也包括很多社会活动是一种循环因果的过程。你不仅要自己去根据获得的信息进行预判，更重要的是必须预判对手心里在如何预判，并且根据对手的预判，尤其是他会如何来预判我方的预判。因此，战神不仅是会看表面的情报等军事测量数据，更重要的是会在内心深处站在对手的位置上进行研判，并将这个过程来回反复进行。我军看到了附近的王家烈最好打，而且还有大量物资。但蒋介石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会怎么想？——就在红军嘴边，并且肥到这种程度的肉红军岂能放过？那不是全面合围并歼灭红军的战机吗？
赚最大钱的机会，往往会成为灭顶之灾的陷阱。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虽然这场战役前后变幻多端，但其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要点是调孙渡的滇军离开云南。这个目标的极端困难之处在于，龙云从私心角度出发坚定要求孙渡别离开原有的云南防线；如果从国民党军整个围堵战略来说，孙渡死守住云南防线也是一个关键。所以，调孙渡的滇军离开这个防线近乎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调孙渡得先调蒋介石到贵阳从而才能实现将军抽车。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相关历史资料证明毛泽东是提前有意要调蒋介石到贵阳的，但历史事实却就是这样，蒋介石的确就是在红军最需要的时候被调动到贵阳，给了红军将军抽车的机会。
要调蒋介石从重庆到贵阳，就得让他深信红军已经绝对不可能再逃出生天，已经陷入死局，同时这个机会又可能面临失去的危险，必须马上不惜一切地抓住。但如果直接这么呈现，蒋介石有可能不一定相信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局面。所以三渡赤水这个复杂的局就是演戏——公开渡过赤水做出一付向西攻击古蔺的驾势，再突然隐蔽消失，让蒋介石着急要寻找红军动向。他心里一定在不断进地预判，红军到底要干什么，要向哪里运动？并且他有能力预判出进攻古蔺可能是假象，真正的动向很大可能还是向北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他要求重点侦察这一方向。而后中央军委大功率电台突然出现在蒋介石预判的北向地区，完全验证了蒋介石的预判。台下整个国军将领一片“蒋委员长英明”的掌声。如果红军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突围，这已经是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地区，红军已经陷入死局。而后红军一个团带着电台伪装主力向蒋介石认为的方向继续北移，主力却悄悄于3月20日夜晚至21是凌晨四渡赤水。蒋介石很容易认为红军四渡赤水是已经发现被完全合围后的仓皇逃窜，这个时候已经是接受全歼红军荣光的时刻，又是重大战机如果不抓紧很有可能失去的时刻。他自己在这几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决策去贵阳的过程。得知红军成功四渡赤水后非常愤怒，前面自以为得意的预判落空非常失脸面。最重要的是认为之前抓不住红军是因为他在重庆离前线太远，不能有效调度各路人马。因此就紧接着于3月24日从重庆飞到贵阳“督战”。
蒋介石刚到贵阳第二天的3月25日，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朱德，建议向南急进，抢渡乌江。这一建议的提出，说明红军高层此时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在贵阳的情报。这表明在蒋介石到达贵阳的第一时间，红军决策层瞬间就做出了佯攻贵阳，将军抽车调滇军的决策。这个战机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偶然，但也是在毛泽东脑子里运转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刻意引导的预设场景。
蒋介石到贵阳的时间点早了晚了都不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正合适。因为如果早了，蒋介石在贵阳待的时间一长，他或者他的手下其他人很自然就会想到在贵阳的风险问题，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溜了。如果晚到贵阳，红军四渡赤水后时间一长，其他国民党军队就会在滇军还没被调出之前先运动过来了，红军还是没法跳出包围圈。搞不好还得五渡、六渡赤水。
四渡赤水最后能成功，蒋介石与毛泽东打的“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这是整个四渡赤水中最精彩绝伦的地方。
为什么红军进攻蒋介石所在的贵阳，孙渡接到增援命令一定会全力狂奔过来？电影《四渡》中给出了一个人性弱点的诠释：孙渡的副官问孙渡，龙云不是要求他们绝不能动吗？孙渡说：你懂个屁啊，还有什么能比救驾功劳更大的？龙云就算明知是红军计谋也不敢拦啊，你担得起对委员长见死不救的死罪吗？实际历史中，蒋介石从3月28日至4月4日，几乎每天都在给孙渡发急电甚至几封急电，还空投过手令。3月28日和29日的命令运动目标还不是贵阳，但从31日开始目标就是贵阳了，当天他就发了两封加急电，严令孙渡昼夜赶路，4 月1日前抵达镇西卫（贵阳西侧清镇附近）。4月1日就是救驾的特级急电 + 空投手令（关键节点）。4月2、3、4天天都是催促孙渡的特急电令。直到6日清晨，孙渡纵队先头第八旅抵达贵阳清镇机场，完成 “救驾”。
所以，历史的真实情况是，那几天红军佯攻贵阳的动作已经快把蒋介石给逼疯了。
2.对战争规律最深刻的理解和学习能力
战神对战争基本规律有最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把军事规律居然归结为极简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二渡赤水前红军获得了国民党军将于2月13日发起总攻的情报。《四渡赤水》中对此有很具体表现，当时红军中有人说我们准备“突围”，毛泽东说“你讲得有些太好听了一点，准确地说是悄悄地逃跑”。在残酷的军事胜负面前，作为战神没有任何面子可言。
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远超常人。为什么郭勋祺能对红军的动向有如此精准的预判能力？1931年郭勋祺率川军第21军教导师出川，在湖北一带参与对湘鄂西红军的作战。刚开始也不太适应，但仅通过很短时间的双方较量，他很快就掌握和学会了红军作战的游击战风格与战术，并且迅速找到应对之策。他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法精髓学到手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打起仗像极了我军最经典战法的原因所在。而其他国民党将领与我军交手也非常多，也有想学的，但绝大多数人就是学不会。
3.很可能不是职业军事家出身
他们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上过正规军校，都是军事的非科班出身。正因如此，才没有军事教科书的条条框框约束。
职业军事家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一旦如此，就有条条框框了。但要成为战神，是不能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百将更难求，但战神在过去是只可遇不可求。
粟裕只有回忆录等少量文献存世，而郭勋祺更是几乎没有详细史料留下。因此我们很难完全理解郭勋祺是怎么在各个战役或战斗中做出精准判断的。他们可能更多用“天才”“天生的军事家”来形容。但毛泽东作为战神非常值得研究之处，不仅在于他自身的伟大，更在于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他是极力希望把他如何成为战神的经验尽可能传递给全体人民解放军，甚至更多领域的。只是他可能更多使用的是通俗的，甚至是哲学化和艺术化的语言在传递这些经验。
我出版的《超越战争论》一书，是用科学的公理化方法和语言，将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部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数学原理》，并且在给军校、军队系统讲课时都是采用的这个标题。毛泽东是神，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他是可以被普通人学习的神，并且他一直是希望人们学会如何成为战神的。只不过粟裕与郭勋祺通过自己天生的悟性，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全学到手了。
只有理解了郭勋祺之后，我们才能清晰地解开一个历史悬案和谜团——当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毛主席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红军南下？这是我心中很长时间一直无法解开的谜团。过去对此所有的解释，的确是存在巨大矛盾的，明显让人难以信服的。
五、红四方面军长征前连续的重大军事胜利
要知道，红四方面军与其他方面军在长征前是有显著不同的。其他方面军长征前基本都是遭受过重大的军事挫折，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却是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胜利，一直到开始长征时都是如此。这个显著差异在过去一直没有被充分关注到。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连续击溃川北守军，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站稳川北，奠基川陕苏区，取得入川后首胜。
1933年2月至6 月，粉碎田颂尧 “三路围攻”，歼敌 1.4 万，收复全部失地，根据地直接扩大一倍；战后部队由 4 个师扩编为 4 个军，实力大幅跃升。
1933年8月至10月，连续取得三场外线胜仗。
仪南战役：攻占仪陇、南部，夺取嘉陵江东岸盐井，解决根据地食盐供给。
营渠战役：歼灭杨森部主力，开辟营山、渠县大片新区。
宣达战役：击溃刘存厚 23 军，解放宣汉、达县，收编王维舟川东游击军，组建红三十三军。
三场战役无缝衔接，向外拓展根据地，总兵力发展至 8 万，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根据地。
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粉碎刘湘“六路围攻”，取得规模最大的决定性大捷。当时刘湘集结20万川军140个团，分六路合围，历时10个月。红军先东线万源保卫战顽强坚守，后全线大反攻，关键一仗黄猫垭伏击战全歼田颂尧1.7万主力；全役总计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枪3万支，是土地革命时期单次歼敌纪录。此战彻底打垮四川军阀主力，根据地恢复并小幅扩张。
1934年底—1935年初，反六路围攻结束后持续取得胜利。
广昭战役：主动出击广元、昭化，重创胡宗南先头中央军。
陕南战役：北进陕南，击溃陕军，缴获大批物资，牵制敌军兵力，为嘉陵江战役创造条件。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前取得嘉陵江战役大胜。
从上可见，红四方面军在开始长征前，军事上可以说是一路凯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有自身生存压力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说是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北上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而开始长征。从广昭战役（1935.1）、陕南战役（1935.2）到嘉陵江战役（1935.3）等，本身就是应中央军革委电令，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中央红军是从30万减员到8.6万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可是从入川时的1.4万人一路凯歌发展到8万人开始长征。
所以，当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汇合时，心态的严重失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红四方面军是一路胜利发展到8万人，为配合中央红军连续作战获胜，然后开始长征，怎么中央红军会是一路失败到懋功会师时才剩2万人？他之前完全没想到中央红军已经衰减到这种程度。
所以，他要回四川去发展真不是完全没道理啊！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加上中央红军2万，一起就有10万。四川多崇山峻岭，打游击的条件并不比井冈山差多少。不管怎么样，整个四川的条件总比陕北要好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他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口号的原因所在。有人提出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与张国焘的格局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南下是偏安一隅。这些说法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却无法说服人。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李德博古的错误导致井冈山根据地丢失，肯定不会离开井冈山，这不也是离当时抗战前线很远吗？难道就不是偏安一隅了？川军出川抗日，也是从四川出发；国民党政府后来都迁到四川坚持抗日。有影响但也没有本质影响啊？如果成功了，“打到成都吃大米”就是通俗易懂，直击人的痛点；失败了就成格局不高了。所以，这个在面上说说可以，真要作为一个学术结论很难让人信服。
尤其是：最初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开始时，基本设想就是过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并在四川发展根据地的。那为什么绕了一圈在懋功会师后，一定就不能再入川发展呢？到底是什么本质变化完全改变了这个决策？
原来普遍认为的理由有很多，表面看似乎都有道理。但如果真深入分析起来却又都很难完全说得清楚。因为如果要对比北上进入陕北与南下进入四川哪个条件更好，事实上在当时是极为困难的。
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1935年6月12日会师两个星期后的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决定红军未来走向的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对红军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有如下建议：创建新的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如下三个条件：
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敌人容易封锁，我不易反攻。
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8个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藏民占多数。
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决，军事补给困难，在大草原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以上确实是当时红军尽最大可能根据可以接受到的客观信息做出的分析判断。但实际上，向北与向南发展到底哪个更好，单纯从客观条件上说是很难说清楚的。在红军进入陕北以后并不是由此就安全了，事实上依然是危机万分。陕北当时只有200万民众，而围困陕北的东北军与阎锡山部队就有50多万。红军依然处在生死边缘，甚至当时有计划继续向中原地区进军，相当于继续长征。如果不是西安事变逆转整个局势停止了这个行动，当时有可能真就离开陕北了。松潘等人的确人口少，但实力增强了可以向更多地区发展啊？
当时对否定南下的判断中，有三个军事上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两个是公开被各个史料表述清楚的：
一是如果红军进入四川，四川的刘湘在态度上肯定会全力攻击红军，川军作战实力不像原来那么弱。但这个理由可能很难完全说服张国焘：长征前本来红四方面军就是在四川大开大合地与刘湘打啊，刘湘也是全力攻击红四方面军啊，红四方面军几乎都打赢了啊？再打回去，并且是与中央红军合兵一处再打回去，红军应该更有胜算啊？是中央红军了解川军，还是与川军打了很多年的我张国焘更了解川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显然根本无法说服张国焘。
二是国民党的胡宗南和薛岳会进入四川，与刘湘合兵一处一起剿灭红军。这个的确是与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处境有一定的不同，但问题是去陕北就没有别的国民党军围剿吗？也有啊！西北军和阎锡山也是50万大军围堵啊！那区别有多大？况且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之前胡宗南就已经与红四方面军开战了，红四方面军长征前的三次战役（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到嘉陵江战役）都是与胡宗南交战的，打赢了，广昭战役攻坚虽然受阻，但至少也是重创了胡宗南部队。为什么与中央红军合兵一处后再打回去反而就打不赢胡宗南了，真的是无法理解啊！会师以后四川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敌人兵力增强了。但红军会师后兵力也增强了啊，况且全是我军精锐中的精锐汇合到一起了，战斗力应该是爆增啊！
真正核心的关键原因是第三个方面，川军中有一位战神郭勋祺。如果说红四方面军长征前的刘湘军队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刘湘军队有什么本质区别，显然，唯一的本质区别就是郭勋祺回到四川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获得一系列胜仗时，郭勋祺是在鄂西与红三军交战（1931年），然后又去贵州与中央红军交战。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就没与郭勋祺较量过，不知道他的厉害。但这个怎么劝张国焘呢？国民党军中有那么多军长、司令，怎么把一个当时还是旅长的郭勋祺看得那么重？1935年1月土城战役时郭勋祺是旅长；土城战后刘湘提拔了郭勋祺（这个不用问想都想得到，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川军在中央军和其他地方军头面前给刘湘挣了多大的面子！肯定得提拔啊），1935年5月正式升任模范师师长，半年后的11月就经历百丈关战役。当时红军是模糊地知道郭勋祺会被提拔，但并不确切知道他的具体职位变化情况。这就更无法确切地拿来说服张国焘。如果说“你张国焘打不过郭勋祺的，所以回四川是死路一条”，张国焘心里会怎么想？因为你毛泽东在土城没打过一个川军旅长的郭勋祺，就认定我张国焘也打不过？是不是因为你中央红军不行呢？
中央红军尤其毛泽东非常清楚地知道郭勋祺不好对付，因为直接在他那里吃过亏啊。可是这样非常重大的关键信息在张国焘那里却还处于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这个话又没法简单说明白，说出口了张国焘也不可能听，甚至很可能反被他嘲笑。本来这个信息差要弥补一点都不难，甚至别人想拦都拦不住，这在中央红军那里是高度公开的信息。可是如果张国焘一开始就堵死了沟通可能性，那就没办法了。尤其是，如果一上来就形成了对立的架势，就不敢再说真话了，因为说了对方即使理解了也可装着不理解，并且硬把这个当成一个攻击武器。你说郭勋祺不好对付，他可以很高调地说：能理解中央红军当年处境比较艰难，三个军团连一个川军旅长指挥的两个旅也打不过，但不能因此就对川军产生胆小畏惧的情绪。
当认知能力不足时，一切就很可能变成表面上空洞的路线、觉悟、主义、格局、精神等等以绝对政治正确为借口的、毫无意义的拉扯。
所以，当年的历史真的是给张国焘设下了一个巨大的认知陷阱，他可能到死都没理解清楚，他当时碰到自己命中的克星是郭勋祺。这是不是说张国焘有点冤呢？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考验的，如果他能像周恩来、朱德等那样更早理解到毛泽东是战神，就不会去在心态失衡下陷入思维的极度混乱了。
更重要的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无论张国焘想得到什么，你总得先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地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解清楚情况，整个中央红军丢失井冈山根据地，后来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懋功的。这个需要你张国焘先充分了解清楚了再作决定啊！只要张国焘诚心去问，或者只要情商稍微高一点点说“中央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你们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在四川真的是担心死你们的安危了。大家好不容易到一起了，是不是可以多谈谈心，相互交流一下经验教训，相互学习和了解，以便以后一起并肩协同作战？”。他只要这么高姿态地先设一个大家心情放松的台面，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肯定竹筒倒豆子，把前前后后经过全讲清楚。况且，以当时张国焘的地位和身份，中央也有义务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向张国焘通报清楚，也特别希望与红四军合兵一处了安全感能暴增，后面做事情的实力大涨。
你先了解清楚情况以后再作决定嘛！哪怕你张国焘有一些私心也没关系，但一切的决策必须是在了解所有决策信息的前提下才可能是正确的。
张国焘是怎么做的呢？他与中央红军会师见面的第一眼，马上就得出全部结论了：你中央红军不如我嘛！当时中央红军在红四方面军面前，真的是有些压力的。人家红四方面军是一路凯歌来长征的，中央红军却是历经磨难。我们现在看来四渡赤水是神一样的战绩，可是站在当时的形势，在张国焘眼里看来，你中央红军不管说什么都是一路逃出来的啊。虽然主要是博古和李德的责任，但在这个时候，在红四方面军面前却不好把所有错全往他们身上说，好像别人都没责任，全是博古和李德的错。虽然事实就是这样，但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能一上来就简单地这么说啊。当时双方差一点产生冲突，李德还挺身而出保护了毛泽东。
当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一见面，追问周恩来的唯一问题就是中央红军现在到底还剩多少人马。这样一问，马上就让双方之间没法沟通了，因为这等于以小商贩之间的合作那样，一上来只是问：你现在身价有多少？你出得起多少钱？
一旦张国焘一上来就抱着这种态度交流，那就没法说任何话了。直接回答有2万，等于直接认同张国焘中央红军很弱的判断；如果不马上直接回答，张国焘就会认为是你自感很弱却还在躲躲闪闪。所以，后面再说任何话全成言语纠缠，无论说什么，在张国焘心底里全都会当成借口，根本没意义了
本来，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非常深，是李大钊的弟子，建党最初期的资深元老之一，又是当时长征时期所有红军里算是打得最好的（虽然此前也因为他的错误决策导致红四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由此才于1932年底转入四川发展）。当时毛泽东是与中央军委所有将领们列队出去好几里迎接张国焘。这本来是对张国焘最有利，最荣耀的时刻。他就是什么话都不说，后面也会有极高的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再做了，只要跟着毛泽东走就可以了，然后任何时候都缺不了他的地位。但是，张国焘做出对其自身命运影响如此重大决策的信息基础却是粗糙至极 —— 这难道不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吗？
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听你讲那么多，你就说你现在能出多少钱、你现在身价是多少吧！张国焘只不过是一个认知能力与普通人无异的人，仅此而已。你这样的认知能力、心态，对于跟小商贩做个小生意无可厚非。但你是想闹革命，是要领导一个那么大的团队去搞事业，还是这种小商贩的认知能力和处世心态，那肯定就不行了。
最后毛泽东为什么在得知张国焘铁了心要南下后，迅速地做出不辞而别也要马上北上的决定？得知张国焘可能会采取非常规行动当然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贺龙的红三军也与他们会师了。贺龙和毛泽东只要一会面简单地一对账，马上就会充分得知原来对方也在郭勋祺那里吃过大亏。这就更使毛泽东清楚知道南下的后果了，必然会在遇到郭勋祺时有大难。如果没有郭勋祺的存在，南下真的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毛泽东当时也不是说绝对反对南下，与什么“路线、格局、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但因为川军中有郭勋祺在，红军就绝对不能南下了。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一个我过去非常迷惑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都反对南下，却安排了朱总司令与他们一起南下？因为朱德总司令在土城战役中是亲自拿枪冲到第一线的，最了解情况。另外如果红四方面军真遇到麻烦，只有朱总司令的权威能更方便地将队伍带回来。这些后来的真正历史，事实上毛泽东他们在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
在井冈山第五次反围剿、过湘江时眼睁睁看着几十万红军损失。走过那么多艰难险阻，好不容易两个红军队伍会师，却又要眼睁睁看着红四方面军遭遇大难。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说这一个时间是他一生最至暗的时刻之一。
一个创业的核心团队成员中，只要有一个不合适的高层人员，就可能会让其事业在一些极其低级的问题上遭遇灭顶之灾式的惨重损失。
毛泽东后来对国民党军中连级的军官情况都要仔细了解清楚。因为你不知道有哪个中下级的军官中冒出一个神来，就可能会彻底颠覆整个战局。别说是中下级的军官，在我军中有无数普通士兵成为战神级的兵王，在一些关键性的战斗中爆发出惊天伟力，创下逆天战绩。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类案例特别多。只以头衔、官阶来看问题是很可能要吃亏的。这就是张国焘留给后人真正的惨烈教训。
对所需要认识的对象测量数据必须要足够完备，并且要有足够的分辨力和灵敏度。尤其是要在一开始创造出接受尽可能充分完备信息的环境。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凭借最表面的概念就直接得出结论，并彻底封死后面交流沟通的渠道。一旦如此，说什么都没用了。
六、人民性
在过去，因为公知的多年猖獗，人民性已经仅仅被当成一个政治概念。但是，如果了解整个红军长征的经历，在很多环节真的是生死一线之间。很多时候事实上已经走入绝路，但总是通找到一些完全意外的密径让红军绝处逢生。给红军指出这些密径的，正是当地的人民。所以，是毛泽东为红军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却是人民为红军指出了正确的成功密径。例如，在大渡河时，红军事实上已经走入比当年石达开更危险的绝路了。当年石达开过大渡河时，每年都会有的汛期还没到来，是他为庆祝小妾生孩子自己耽搁了三天时间，结果等他准备过河时汛期到来，河水猛涨，很难过河了。但红军到达大渡河时，是汛期已经到来，靠渡船已经不可能顺利渡河，重蹈石达开覆辙几乎已成定局。但当地一个叫宋大顺的清末秀才告诉红军，在上游有一个铁索桥可以过河。他小时候曾亲眼目睹了石达开覆灭的过程，他一生中曾无数遍想过当时石达开如何才能成功过河，直至红军到来。
宋大顺的后人宋光华，是大渡河博物馆第一代管理员；宋大顺的曾孙宋福刚是该馆的现任副馆长。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让人似乎感觉红军能成功走完整个2万5千里长征背后是苍天的安排和助力，而真正的天就是人民。
任何战略的真正落地需要克服执行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难题。这些难题中只要有一个突破不了，整个战略就得落空。二渡赤水后重占遵义，这是总体的战略安排。但其中有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突破娄山关。这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如果只是正面强攻不仅损失巨大，甚至有可能真的突破不了。娄山关的极其艰险也是王家烈和国民党高层没太担心的原因所在。
最后是当地板桥泗渡镇幸福村村民肖开模，他们家世代在娄山关山区背盐、采药，熟悉点金山几乎无人知晓的悬崖小径。他带领红军从这条密径爬上点金山，从背后袭击娄山关守军，成功突破。
在《四渡》中，描写成毛泽东灵机一动，给出“从娄山关背后秘密袭击守军”的主意。以这种方式将毛泽东神化，并不完全合适。这个功劳当然需要归功于毛泽东，但需要有正确的逻辑——是当地的人民为红军指出成功的密径，但却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红军找到能指出密径的人民。
首先是以调查研究为核心的社会测量与军事测量方法。当时制定重占遵义策略时，早就知道娄山关的极其重要和关键。因此，对娄山关的军事测量是多层次、全方位、高密度的。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攻占桐梓后，红三军团担负主攻娄山关任务，彭德怀、邓萍、彭雪枫组织多层级地形侦察，核心勘察内容分四层：
高层指挥员实地勘察（彭德怀、邓萍）
彭德怀亲自到前线侦察，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赴前沿抵近侦查，赤脚攀爬山地，摸清整体地貌：
娄山关主通道为川黔公路，关口右翼全是垂直悬崖，完全无法通行；
公路正面被黔军多层工事、交叉机枪火力严密封锁，正面强攻伤亡极大；
关口左侧群山陡峭，无现成大路，但有当地山民采药、背盐的隐秘羊肠险道，可攀崖迂回至守敌侧后；
锁定点金山为全局核心制高点，此山居高临下，能完全压制关口全部阵地，是破关关键。
侦察连夜间渗透侦查
2月24日夜，韦杰带领军团侦察连先行潜入娄山关北麓南溪口：
摸清黔军杜肇华旅兵力分布：关口、点金山、大尖山、小尖山均筑战壕、机枪阵地；
测绘山间小路走向，标记敌军岗哨、警戒范围；
摸清板桥敌军预备队位置，判明敌人增援路线；
探明点金山山体坡度、崖壁攀爬落脚点，确认迂回路线可行性。
十三团前沿抵近勘察
主攻团团长彭雪枫带营连干部抵近关口观测：
区分三处高地：点金山（主制高点）、大尖山、小尖山，三处互为犄角；
记录敌军工事层次：山脚散兵壕、山腰机枪阵地、山顶主堡；
测算正面公路敌军火力覆盖范围，确认仅左翼山道可实施侧翼包抄；
结合向导口述，完整勾勒出“正面牵制 + 抢占点金山 + 左翼迂回敌后”的作战地形方案。
走访当地群众踏勘隐秘山道
向板桥、泗渡村民询问山间古径，核实三条关键小路：
直通点金山后山的采药险路；
绕到大尖山侧后的盐道；
板桥侧后方迂回小道，用于截断敌军退路。
最后是在最熟悉道路的肖开模带领下成功攀爬上娄山关背后的点金山。
电影《四渡赤水》中是有一个艺术化的人物“赤水伯”，他给毛泽东指出了去娄山关的近路，以及娄山关背后有一个密道。“赤水伯”这事实上是以很明显的方式浓缩了赤水河当地人民为红军提供的大量帮助和支持。
只有最了解当地情况的本地老百姓才会给出最精确、分辨力最高的军事测量数据。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数据提供给红军？
《四渡》中也呈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例如提供过赤水河的门板。并且电影中一再突显毛泽东不断关注要给钱，电影表现红军在征用当地老乡的门板时都特别突显了要给钱。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守纪律，公平交易这个确实是不错的。给钱当然大家都能看得懂，平等的买卖关系也不算错。
但是，人民性绝不仅仅是钱和市场交易的问题。
是毛泽东给了红军一个灵魂：这是一只人民自己的军队。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买卖关系。这只军队是在用生命保护人民的利益，也是在用生命服务人民的利益。因此在关键时候，人民不仅会用财物，而且会用生命去主动支持这只军队。这是为什么国民党军队学不会毛泽东军事思想，即使像郭勋祺那样学会了，也待不下去的根本原因，也是红军为什么在长征中一次又一次从绝境中找到生路的密径原因所在。
更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神的原因所在。
本文写作和发表时，广西等很多地方正遭遇水灾。受困于洪水中随时可能被洪水吞没的人最渴望听到的就是有人喊：
解放军来了！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 第三代科学革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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