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人们都熟悉这首诗。
它是1936年彭德怀指挥劣势兵力围歼国民党骑兵部队后，兴奋的毛泽东写给彭德怀的赞扬诗。但人们或许更熟悉下面一首诗：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它是“大跃进”开始后，彭德怀回到湖南湘潭故乡发现农村中的真实情况时，自己内心焦虑的表露。
果然，1959年7月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彭德怀在吼虎岭北面的西式平房里，面对毛泽东越来越高的威望，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发热，得意忘形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提高了，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1955年9月，毛泽东为彭德怀授勋（历史照片）
然而，恰恰相反，毛泽东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大跃进中，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所得，有所失，但得大于失。“一棵树总难免有一两个枯叶，总不能因此而把树锯掉吧，要看全局。”
彭德怀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于7月14日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也恼火了：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明明提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还是要写信，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上山，参加会议。如果林彪身体还好，也让他来……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等人被撤职罢官。
一条惊涛骇浪中负重的小船，滑向沉没前最后的生命里程。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与江青继续留在庐山。夏日避暑，此处当属可选之列，再说紧张了那么多天，也该放松一下了。彭德怀则飞回北京，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继续接受批判。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在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字样，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历史照片）
既然被指责为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便不能不想到日后的工作和出路，思前想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允许他去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边学习边劳动。
最后，彭德怀被允许搬出中南海，居住何处由他自己定，彭德怀不想奢侈，挑选了去西郊挂甲屯居住。
封建社会中的清官曾留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现在，彭德怀也到挂甲屯种地去了，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既然是种地，便用不着过去漂亮的元帅服和一大堆勋章。“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把自己的元帅礼服、军服、狐皮大衣、地毯、名人字画、猎枪和好一点的衣服都交了公，留下的几乎全是书。他还拒绝给安排护士和公务员。他说：我没病，要什么护士。现在是个闲人了，还要人家来打扫卫生、料理生活，真是岂有此理！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也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是很好吗！
由于他坚决要求，中央办公厅首先将配备人员从简，收回“吉斯”轿车，将斯大林送给他的灰色“吉姆”车重新配给他。
就这样，彭德怀在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里开荒地，积肥养鱼，读书学习……
同时，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再次发出超负荷的轰鸣，但结果却与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
全国出现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实际上是饿死）人数超过1000万；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日趋发展；
领导人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不断更动；
……
历史精灵含着严峻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所有的变化。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史称“万言书”。
1962年1月，负责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向来谨慎的刘少奇提醒全党，中国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再不刹车，就要散架了。他大胆地说，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处处去套党的工作成绩与错误，不是九一开，而是七三开，有的地方则是倒三七开，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他还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而且认为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向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
然而，毛泽东坚持不予彭德怀平反：“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平反。”
因而七千人大会最后坚持彭德怀长期在党内搞小集团，搞军事俱乐部，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系的结论，不予平反。
“你给我去弄纸，我要写信，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我的功，我的过，我的意见，我的想法，统统写出来，一条都不隐瞒。”气得暴跳如雷的彭德怀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命令式地要他的警卫员景希珍准备笔和纸。他的侄女劝他别写信闯祸，彭德怀气呼呼地说：我想过了，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还是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了，是毁灭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会服人的，是会乱成一坨的。
彭德怀执笔伏案，整整写了三个月，他像重走了一次长征路，体重减少了十多斤，精疲力竭，一病而倒，好多天起不来，抄写任务只好交给他的司机赵风池。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递到了中央办公厅。
然而，平反没有等来，反而招来了一个“彭德怀问题专案委员会”。
他沉默了，也许只有沉默更好一些。
时间一晃而过，彭德怀平静地生活着，很少有人来看望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将他忘记了。
有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康生屡屡窥视政治风向，不止一次地建议拿彭德怀开刀。1964年，他几次对毛泽东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他们写小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他们的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的一出戏，叫《海瑞罢官》，我觉得这个《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我这个想法，提供主席参考。
江青也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
1965年初，经毛泽东准许，批判《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在上海投入秘密工作。
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三线领导建设，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彭德怀的处境急转直下。
令人迷惑的是，几乎同时，毛泽东却建议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
1965年9月，彭真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彭德怀，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被彭德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而且不懂工业，又脱离军队这么长时间，他还是要求毛泽东同意他回乡当农民，请彭真代为转达。他自己也写了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接到中央机要局转来的彭德怀的信，颇感意外，他原以为他亲自点将，彭德怀会答应，不料他不愿出征。看来他心中有气，给他一个出气的机会吧。
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给彭德怀挂了个电话，要他前往中南海见面，好好谈谈。
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与彭德怀谈了五个多小时。彭德怀再次被毛泽东说服：
“我听你的，主席，去西南。”
彭德怀兴奋地回到吴家花园，等候南下通知。
他等来的是一篇含沙射影的文章，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是冲着自己的：“射吧，我无所谓，只要去三线工作就成。”
但是，就在他到达成都的当天，即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
“娘的，刚让我出来工作，就批起我来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彭德怀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被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依旧是彭德怀，他抛却个人利益，全心地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
但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搞建设的年代，政治风暴越刮越猛，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都联系到了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彭德怀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
果然，彭德怀在大三线的工作被归纳为十条罪状上报。他不但不再有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而且受到围攻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提到了彭德怀：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右一为弟媳龙国英（历史照片）
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的处境便难以扭转了，他奉命返回成都，停职反省。
此时的北京，江青和康生正指使戚本禹策动红卫兵设法揪斗彭德怀。戚本禹亲自打电话给北京五大造反派头头之一的韩爱晶，告诉他可以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江青也有意将军，对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王大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呢？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造反！
1966年12月25日清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阻拦无效，只好向西南建委办公室求援，并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得到如下答复：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火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就在周总理下达指示的同时，彭德怀已被从北京来的几支揪彭战斗队争来争去，一会儿被抢到成都地质学院，一会儿被转移到省地质局，直到成都军区干涉，他的安全才有了保证。
12月28日，彭德怀坐上成都军区联系的一个软席车厢，在军人和红卫兵的共同押送下到达北京，被送到北京的地质学院。经过艰苦的谈判，才交给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和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派出的4名红卫兵共同看押管理。
次日，周恩来就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示他必须做到保护彭德怀的绝对安全，要对住处保密，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等。
因此，彭德怀在北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看看书，写交代材料。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和批判“二月逆流”后，他的处境开始变了。
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一个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帅，居然在新中国永远失去了公民权。
7月，江青和戚本禹、陈伯达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时，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
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
戚本禹也在一边加油打气：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就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他还在7月18日给彭德怀专案组训话时说：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1967年7月19日，按专案组要求，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接受批判，在一间大教室里，众多的闯将们提出一个个令他不解而又心寒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老实交代你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
彭德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
说不过就打，韩爱晶走到彭德怀跟前，一把把他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一时桌倒椅翻。彭德怀被打倒后又被揪起来，接着又被打倒，连着多次。他们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教室的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最后，彭德怀被抬上汽车送回卫戍区。
对这次批斗会，当时的原始记录如此记载：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彭德怀在批阅文件（历史照片）
北京卫戍区也在监护日记中记载：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20日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也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北航批斗会后，彭德怀的问题公开化了，《人民日报》选登《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约10万人参加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
批斗会议举行前，周恩来曾指示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侮辱。但红卫兵根本不理睬这一套。
批斗会上，彭德怀和张闻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低头弯腰，任凭批斗者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辩。批斗会结束后，他和张闻天等人又被强制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窄通道中低头穿过，遭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们拳打脚踢，有人向他们吐痰，使他们满头满脸都是青包紫块和唾液口水……长时间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要求喝水……
其景何惨……
这还没算完，韩爱晶还倚仗人多，硬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斗，彭德怀的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彭德怀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会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被“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批斗。一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了时髦，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致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斗了一百多场。可彭德怀一点也没让步，他不屈不挠的头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来；他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他愤怒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又一次次响起来……直到他的身体和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这期间，他所住的监护所也不停地变换，那是为防止他与警卫战士建立感情而采取的措施。他先被送到五棵松，后转到罗道庄、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干校，最后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三〇一医院）。此时的彭德怀已被诊断为直肠癌。
与此同步，彭德怀问题专案组也加紧了工作，并于1970年9月17日向黄永胜呈递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中说：
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黄永胜大笔一挥，写上“同意”二字。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一个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抛弃了高官厚禄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并且忠心耿耿的人，居然在革命成功后失去了做党员的权利！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舍生忘死几十年，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居然在新中国永远失去了做公民的权利！
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
俗话说，只有生病时才感觉到健康的可贵，反过来，健康的人是很难理解病人的苦痛的。对彭德怀来说，住在三〇一医院的日子则更难忍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生孩子的月婆子还难受。他所在的病房不过10平方米，所有门窗都紧闭着，而且被糊上了报纸，一点自然光线也见不到。为限制他的活动，他的裤带也被人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又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少数书籍和指定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只有冷清、死寂、沉闷，而且，门口还不时晃动着守卫人员的身影……
彭德怀只能仰天长叹！
为了保住彭德怀的生命，医院提出必须做手术，这遭到彭德怀的坚决拒绝：问题不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我要见毛主席。
他的侄女彭梅魁劝他答应手术，彭德怀显得很顾虑：“我从来没有怕过死，只怕一上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我要求他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查清楚，难道让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去见马克思？我留着这条命，就是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讲清楚，也尽到了我最后的这份责任，死了我也心甘。”
彭梅魁无法安慰伯伯被伤透的心，只好搬出周恩来总理增加说话的分量：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才有机会再见毛主席。你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一向佩服敬重周总理，于是同意做手术。
但是，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导致半身不遂，癌细胞扩散到了肩部、肺部、脑部，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没有瘫痪的右手右脚乱撕乱扯乱踹，却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1974年9月后，彭德怀便常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的彭德怀，虽然话已含糊不清，但依然掷地有声：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
“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76岁的彭德怀停止了呼吸，带着全部的希望与失望，孤苦伶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历史照片）
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偷运四川，编号327，谎称是成都市人王川，年32岁。只有四川省委负责人段君毅、李大章等几个人知道是彭德怀的骨灰。
令人凄然的是，火化遗体的费用，竟是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
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普通战士张思德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办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但彭德怀却没能得到这些最普通的待遇：他的遗体旁边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灵堂、没有追悼会，更没有吊唁的人群……
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后，他的追悼会才得以举行。
历史总是最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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